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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理想主義的終局
崔健《一塊紅布》1991年
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
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
你問我看見了什么
我說我看見了幸福
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
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
你問我還在想什么
我說要上你的路
看不見你也看不見路
我的手也被你攥住
你問我還在想什么
我說我要你做主
崔健的音樂沒有特別表達樂觀的理想主義，反而代表一種在歷史進程前感到茫然的情緒，唯一特別的是，這種茫然情緒并不讓人消沉。崔健鼓勵行動。這是八十年代的精神的主要特征。
《新長征路上的搖滾》（也是他的第一張專輯的名稱）發(fā)行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，其中既沒有提到階級斗爭，也沒有歌頌暴力革命，只是贊美了人類在逆境乃至絕境中爆發(fā)出來的意志的力量。崔健想消解革命史賦予長征的意識形態(tài)內涵，從而把長征變成一次抽象的漫步，而不是目標明確的軍事行動。這樣一來，他就可以強調長征的美學價值而不是歷史價值。只要堅持走下去，年輕人就能夠擺脫存在主義的（而不是政治和經(jīng)濟的）困境，這種想法和凱魯亞克的《在路上》的主題是完全一致的。
1991年他發(fā)表了第二章專輯《解決》。其中《一塊紅布》得到了王朔的高度評價。若干年后，因為這首歌，文學批評家把崔健寫進了文學史。這看上去是一首普通情歌，只是比那種抒情的情歌的口味重一點（有一些性暗示），但和那些優(yōu)秀的詩作一樣，不同的人根據(jù)自己的感受，可以給歌詞不同的解釋。人人都認為——或者是愿意——這首歌有特定的指向。
許多年后，不止一個老年人提到他們一生中經(jīng)歷的兩個樂觀、明快和朝氣蓬勃的時代，那分別是在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。那種由百廢待興和意氣風發(fā)相交織的社會氣氛很難形容，很大一個原因是長期的壓抑突然結束了，社會重新恢復秩序，人們感到一切都可以重頭來過。另一個原因則是相對寬松的政治環(huán)境解放了人性和創(chuàng)造力。這兩個樂觀的時代很容易就培養(yǎng)出了理想主義。
還是許多年以后（相比我第一次從磁帶上聽到崔健的歌聲而言），我在一次免費的現(xiàn)場演出中看到崔健這個人。他看上去和電視當中一模一樣。我離他很近，非常近，如果是十幾年之前，一定會非常激動。雖然羅大佑經(jīng)常來大陸演出，但我一次也沒有去買票看過他的演唱會。崔健認為這是對音樂家的商業(yè)利益的一種剝奪，事實也的確如此，但是想到和他們面對面時的情景和看電視并沒有什么分別，我就鼓不起勇氣來。這種情形恐怕只有有同樣經(jīng)歷的人才能體會：有幾乎十年時間，我們反復聽崔健和羅大佑唱歌（通過隨聲聽和電視），一方面是因為偏狹，一方面是因為發(fā)自內心的認同。通過認識他們——也是為了認識他們，我們才穿越了九十年代幽暗的時間隧道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八十年代。
高曉松 《白衣飄飄的年代》 1996年
當秋風停在了你的發(fā)梢在紅紅的夕陽肩上
你注視著樹葉清晰的脈搏她翩翩的應聲而落
你沉默傾聽著那一聲駝鈴象一封古早的信
你轉過了身深鎖上了門再無人相問
那夜夜不停有嬰兒啼哭為未知的前生模樣
那早榭的花開在泥土下面等瀟瀟的雨灑滿天
每一次你仰起慌張的臉看云起云落變遷
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
還是走吧甩一甩頭，在這夜涼如水的路口
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風里面你
還在懷念
那一片白衣飄飄的年代
那白衣飄飄的年代
那白衣飄飄的年代
那白衣飄飄的年代
八十年的文化傾向在九十年代仍然影響深遠。數(shù)年之后，大學新生不再和八十年代的學長分享共同的回憶，但李澤厚的美學著作（安徽一家出版社為他出過一本錯字百出的黑色封面的《李澤厚十年集》，明確提示了時間的流逝）、崔健和羅大佑的音樂作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，比八十年代的其他事物存活得更久。當然，一切也僅此而已，明晰的思考、責任感和行動能力很快就喪失了，換之以維特式的青春憂愁。更加輕快和富有城市氣息的校園民謠迅速走紅。高曉松和老狼是這一輪音樂文化的代言人。
1996年發(fā)行的《青春無悔》是高曉松的代表作。那一年他只有27歲，此后再也沒有拿出可以和這張專輯媲美的作品。問題并不在于他的才華枯竭了，而在于他的靈感來自于八十年代（樂評家說他“這么早就開始回憶”），到了1996年，八十年代的最后一絲余光也消失在了地平線的另一側。
白衣飄飄的年代：這些柔弱無力的歌詞美麗而空洞，如同一攤水漬，只是短暫地倒映出了夕陽的余暉。老狼唱過許多高曉松寫的歌，他的聲音又細又弱，聽起來像正在變聲的小男孩，或者說是一個沒有來得及長大的純良干凈的校園小詩人。他和高曉松的確相得益彰。
有一次在四川涼山的一個小山村里過夜，同行的有兩個臺灣朋友，一個五十多歲的攝影師和一個四十多歲的前記者，當村小的學生們硬要他們唱一首歌的時候，他們只能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弘一法師作詞的《送別》來蒙混過關。那恐怕是他們唯一能夠從頭唱到尾的歌。有趣的是，在大陸，從來沒有一首校園民謠能像這首歌在臺灣那樣深入人心，成為幾代人共同的青春記憶。五十年代的孩子唱的是《讓我們蕩起雙槳》、八十年代有《八十年代的新一輩》、九十年代有《同桌的你》，乘著歌聲的翅膀，人們將飛到各自不同的青春時光。人們不能分享音樂，也不能分享記憶。
李宗盛 《最近比較煩》 1999年
最近比較煩比較煩比較煩
女兒說六加六結果等於十三
我問老段說怎麼辦
他說基本上這個很難
最近比較煩比你煩也比你煩
我夢見和飯島愛一起晚餐
夢中的餐廳燈光太昏暗
我遍尋不著那藍色的小藥丸
人生總有遠的近的麻煩
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
女友媽媽嫌我長得寒酸
雖然我已每天苦干實干
管它什麼天大麻煩
久而久之我會習慣
天下沒有不要錢的午餐
太太發(fā)現(xiàn)秘書裙子很短
她就買了八千塊的耳環(huán)
女兒太胖兒子不肯吃飯
車子太爛銀行沒有存款
到了九十年代，臺灣的音樂流行到內地的時候不再有時差，羅大佑和鄧麗君有了明確的區(qū)別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流行李宗盛的風格，城市、雅皮、自嘲，主題是愛情危機和人生的意義。李宗盛顯然倡導友好分手和自我安慰，幫他俘獲了不少人的心。這種流行文化有它的合理性，因為物質上的不滿足如同一股疾風，吹走了理想主義最后的一點余燼，但通往中產(chǎn)階級的道路并不平坦，個人奮斗同樣需要竭盡全力，當人們筋疲力盡的時候，需要有這樣的音樂來安慰心靈。
九十年代一直到現(xiàn)在，中國的經(jīng)濟迅速增長，隨之而增長的是人人都感到筋疲力盡的感覺。人們的確從經(jīng)濟增長中得到了好處，但普遍地感到不滿足和意猶未盡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錯？到2009年，中國的經(jīng)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三，預計很快將超過日本，變成僅次于美國的經(jīng)濟大國，但人人都覺得應該得到更多，人人都感覺付出與收獲并不匹配，并為之苦惱和失落。另一個沉重的代價是人們不可避免地喪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。但在分配問題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議題之前，人們只能自我安慰。音樂是自我安慰的工具之一，而李宗盛在所有的工具中特別順手。像用來撓癢的“老頭樂”一樣，人們安慰自己的時候，對工具的首要要求是平滑，沒有毛毛剌剌過于刺激的地方。
流行音樂不可避免地要拋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，除非這種責任在商業(yè)上有利可圖。這個現(xiàn)代工業(yè)門類對年輕一代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都在下降。與此同時，中國高校的毛入學率據(jù)說超過了美國，也就是說，不僅僅大學生的總人數(shù)超過了美國（考慮到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，這一點在情理之中），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在他們的同時代人中的比例也要高于美國。盡管學歷的含金量因為學生人數(shù)增加和就業(yè)不振而縮水（2009年畢業(yè)的600多萬大學生中，預計有200多萬失業(yè)），并且打擊了大學生的信心，這個數(shù)字仍然包含中國某種至關重要的前景。1898年以來，尤其是1919年之后，占人口極少數(shù)的知識階層一直是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的領導者，他們是政治精英的主要來源。不斷擴大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數(shù)可能孕育著一種政治動機。這種動機和八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。理想主義已經(jīng)從中國社會和青年文化中消失了很長時間，以至于讓人不得不懷疑，人們能否僅憑免除饑渴的愿望建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呢？
無意貶低中國的經(jīng)濟成就，或是那些努力追求財富的行為，也無意貶低李宗盛，只是覺得最近十幾年來的歷史過于單調了一點。這三者是同時出現(xiàn)并且常常被同時提到的。事實上，盡管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早就過去了，但絲毫感覺不到這個歷史階段已經(jīng)結束了。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完全是九十年代的繼續(xù)。這樣說來，就像五十年代被顛覆了三十年，中國需要更長時間以及更好更快的經(jīng)濟增長，才能讓人們徹底忘記八十年代。這種遺忘是好是壞，可以借用蘇格拉底赴死之前的名言（我去死，而你們將活下去，哪一個更好，只有上帝知道），只有時間才能評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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